文艺批评 | 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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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1949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这主要体现为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新领域、新议题的开发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空间、制度与代际是影响其发展至为重要的因素，应予正视。不过，最近在这一领域出现的关于“文献学转向”“史学化”研究趋势等问题的讨论，不仅代表了学者们如何因应、克服这些问题的努力，也预示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与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的进一步结合。

本文原刊于《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社会版）》2019年第9期，文艺批评推送的是作者修订更正版。感谢作者王贺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贺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自五四新文学诞生未久即已展开。不过，对于为何需要作这方面的工作，时人或不无怀疑，故此，张若英（阿英）为《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所作《序记》中，回应了可能的质疑、批评，声称此举乃是为着“搜集的不易，与夫避免史料的散佚”。在阿英看来：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1917年开始以来，是将近二十年了……虽只是短短的二十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较充实的看到一些当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片段，同样是难而又难。较为详尽的新文学运动史，既非简易的一时的工作，为着搜集的不易，与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行成册，作为研究的资料，在运动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1]

此后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其他研究资料集、作家文集、全集，以及相关的现代文学考证、辨伪、辑佚等工作的意图、目标，也都可以放在阿英这一论述的延长线上来理解。不过，与学界对1911～1949年间此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保持长期的（也许是过度的）热情相比，1949年至今的研究现况却并未被认真对待。然而，公允地说，在1949～1979年间，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如樊骏名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因此，樊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1979～1989年间该领域突出的进展和成就（特别是与1949～1979年间相较），并就其间存在的“一些最为常见又至关重要的不足和缺陷，同时相应地提出了若干补救改进的建议和措施”。[3]然而，在这一考察之后，1989年至今的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领域有何成绩，至今似未见有深入、透辟之论述；更重要的是，若将近30年和前40年的学术史联系起来，作一整体性的观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不少新的认识？其间成败得失，究竟应该由何者负责？现存之不足，又当如何克服、补足？这些新的认识，与目前我们的学术研究又有何关系？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构成本文的研究任务和基调。

但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提出如下的声明，即本文并非系统、完整地对70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如所周知，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可以参考者，至少有徐鹏绪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刘增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两种专书，以及潘树广、涂小伟、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及邵宁宁、郭国昌、孙强著《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等著作的部分章节。尽管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记述，尚不能允称尽善尽美，但对于试图了解这一领域实绩的读者而言，作为“入门读物”应亦足够。因此，本文毋宁说是从一种相对比较主观的角度，就其间产生的若干重要理论与实践，作出较为宏观且高度概括式的论述。在这些论述的发展当中，固然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历史考察，并选择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实例予以分析，但我们观测的重点并非完全是“历时性”的，而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共时性”与“当代性”的。换句话说，乃是自觉地站在“后设”的立场上，立足于当代、当下学术发展的本位，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走过的这不平凡的70年，着重于评判其间出现的第一流、原创性、代表性的贡献，而非承担大事记、编年史、资料长编的使命，对无数人名、书名、文名、机构名进行巨细靡遗的罗列和寻本溯源、锱铢必较式的评述。必须承认，这一方面的工作固然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胜任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册）

河南人民出版社，1972

然而，即便作了如此严格限定，回顾70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并作出一定程度的前瞻、拟测，仍非易事。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本文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新领域、新议题的开发三大基本方面，检视70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不足，并对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一初步研判；进而从前此学界所疏忽的空间、制度与代际等视角入手，剖析同时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以图窥见推动/制约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尤其是结构性、制度性因素；最后，对目前在这一领域出现的“文献学转向”“史学化”研究趋势等热点问题再作理论层面的讨论，以期正本清源、导夫先路，启发后之来者，推进相关研究。

1

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持续开掘

 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主要指的是对现代作家作品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但无论是之于文学作品还是研究资料，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概括而言，这一转变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从左翼文学转到自由主义文学、国民党官方文学、沦陷区文学文献的开掘；从新文学转到现代的通俗文学、“古典写作”（亦即从“新文学”立场命名之“旧体诗词”）的开掘；从“鲁郭茅巴老曹丁二萧”等已在文学史享有崇高地位者，转至沈从文、张爱玲、常风、李影心等“非典律化”作家作品及其资料的开掘；从汉文文献转至外文文献、域外文献及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文献的开掘。

但这一转变过程并不容易。1958年前后，为配合文学史教学与当时形势下放手发动群众自编教科书、各类史志的政治任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中文系，不约而同地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大约与此同时，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阿英、张庚、李伯钊、陈白尘等人组成的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先后出版三辑。1960年，周扬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要大搞资料”，揭启此后文研所主持编纂大型的现代、当代文学资料丛书的序幕。同年，又有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辑、济南印刷厂印行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问世，这一丛书规模较大，包括《中国现代作家小传》《毛主席诗词研究资料汇编》《郭沫若研究资料汇编》《茅盾研究资料汇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老舍研究资料汇编》《曹禺研究资料汇编》《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夏衍研究资料汇编》《李季研究资料汇编》《杜鹏程研究资料汇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汇编》等，供“内部使用”。这些资料集在当时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缺陷则表现在完整性方面明显不足。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1961年，唐弢在受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为该书制定了五项编纂原则，其中之一即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出版或者最早期的印本，以防辗转因袭，以讹传讹”。据严家炎查考，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首次提出研究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此前学界对此尚未引起普遍重视。[4]但唐弢这一不合时宜的主张，既未完全地贯彻于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当中，也并未成为当时文学研究者的共识。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举办全国高校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唐弢做《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的报告，回顾当初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约法三章”，首当其冲依然是材料问题：“第一，必须用原始材料。特别强调看当时的期刊，要把历史面貌写清楚。……只有看了当时的期刊，才能把历史真象弄清楚……我强调尽量看期刊还有一个原因，期刊上都是最初的文章，代表作家当时的思想，符合于文学史的要求。……历史就得根据原始的作品，讲当时的情况。作者修改了，我们就加注。”[5]待其主编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梓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等著作陆续问世，这一重视原始资料的原则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实处，重视原始资料，特别是主张研究从阅读原报、原刊入手，渐成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潮。由此出发，近三四十年来，学者们对原始资料持续地开掘、分类整理、汇编出版，蔚成风气。无论是自由主义文学、国民党官方文学、沦陷区文学，还是现代通俗文学、“古典写作”，抑或是其他的“非典律化”作家作品及其资料，乃至外文文献、域外文献及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文献，也都有不止一种大型的资料集、作品集、丛书出版，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中，一个较为次要的方面是对作家作品、报刊文章及其他研究资料编制目录、索引，并编纂作家年表、年谱、著述年表、笔名录等。这一工作仍自1949年前既已开始，但无论是范围、数量，还是深度，此后无疑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的编纂为例，早在1961年，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先后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中国现代电影戏剧期刊目录》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出版”，但其收录范围仅限于上海图书馆及上海地区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馆藏资料。与此同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以及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相继印行。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著作标志着摸排现代文学家底、清点其基本文献史料的工作，在“文革”前已成学界较为自觉的观念，而其高潮乃是1988年出版的由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按此书《前言》所记，其“由北京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合作编纂，其中1915年至1937年6月创刊的一百七十种期刊（另有附录二种），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唐沅、封世辉、孙庆升负责编辑，乐黛云、袁良骏、高艾军、商金林、任秀玲、胡安福、朱殿青、玄英子参加了部分期刊目录的辑录和《简介》的编写；1937年7月至1948年12月创刊的一百零六种期刊（另有附录二种），由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韩之友、舒欣、顾盈丰负责编辑”。其中，北大中文系的学者们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系资料室及北京图书馆的积藏，而山东师大则很可能依据的是此时收购的著名藏书家瞿光熙的大批现代文学藏书。[6]纵观这一目录的特色，在于不仅首次完整、逐期收入了近300种现代文学期刊的全部目录，而且更重要的是，编著者们尽可能地祛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将《新月》等自由主义刊物也一例纳入了进来，以存史存真，为无法阅读原刊者提供参考。

从唐沅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及同时代其他目录、索引中，亦可一窥20世纪80年代近现代文献史料（包含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的特点：“首先，由资料室、图书馆员主导的局面已发生了变化，学者们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其次，在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中，较偏重于发掘、整理；在发掘、整理中，虽然也编辑了‘研究资料’‘资料选’‘作品选’‘史料汇编’‘辞典’等书，但无疑更青睐于目录、索引的编纂这一形式，特别是就近现代文献的大宗——报章杂志——而言。然则，资料室、图书馆人缘何当时热衷于编制目录、索引？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导致原书、原刊饥荒，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只能到部分资料室、图书馆查阅，此间工作人员既有一定专业素养，同时出于工作的方便、要求（图书馆学的专业训练和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原本就有编制目录索引一项）和对学术的热忱，遂编辑完成了一种又一种的目录索引；至于学者们积极参与的缘由，既有出于学术的良知、追求，更多的则是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再次，编者们对目录和索引未能严格区分，可见其目录学、文献学的专业素养，似亦未敢高估。”[7]21世纪之后问世的吴俊、李今、刘晓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及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虽然亦有其重要价值，但就开创性而言，仍不能与唐沅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比肩。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自80年代有学者提出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副刊目录”计划至今，只有单个的、零散的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相继发表，但整体计划仍无任何进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意味着文献史料工作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挑战之一在于文献史料的整理仍无法被视同著述一般的学术成果，在推崇论文、专书的学术生产与评价体系中难以容身，无法刺激学者投入巨大热情（除非可以快速完成，作为某集体项目、“工程”之成果）；挑战之二在于各种报纸副刊，绝大多数尚未电子化，因此非数据库简单爬梳可得，须耗费大量的人力、时力、精力和财力，到海内外各大馆“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傅斯年语），方能有所斩获。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概而言之，从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到专题性、综合性研究资料（包括资料集、作家年谱、著述年表、笔名录、期刊目录等）的编纂，70年来都在不断地拓展、延伸、深化，现已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在此基础上，陈子善还结合其数十年来的学术实践，提出了建立“现代作家文献保障体系”的论述，[8]认为“对一位作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包括其作品、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在内的文献保障体系”，[9]作家全集、回忆录和其他研究资料的编纂，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现代作家文献保障体系”，此三者无一可偏废。显然，此论述是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尤其对于作家研究而言，无疑需要就此准备材料、搜集材料；而对于文献学者而言，可以此为据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但此论述同时也强调了回忆录作为研究资料之一的独特、重要的性质和意义，只是回忆、传记、口述资料用作研究时，仍须考辨，换言之，在未经充分批判、辩证之前，除了作家作品，其余任何资料的重要等级、程度究竟为何，内容是否可靠，仍须深入探讨。另外，图像资料、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史料亦可纳入这一体系的建设当中。[10]最后，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开掘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目前我们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还太少，然而，这既是当代学者的使命，也是当下研究中至为切要的。[11] 

2

研究理论、方法的初步探讨

 与古文献学、西方语文学/古典学（Philology/Classical Scholarship）的情况相似，现代文学文献学长期以来注重实践而轻忽理论、方法之探讨，但这一局面的形成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文献学的理论、方法，须建基于大量具体、深入的研究之上，而不能如其他专业领域可以理论、方法先行，实践在后。换言之，“所谓现代文学文献学或史料学，有着先在的实践属性，首先或者主要并非观念的辩诘、体系的建构，而在于广泛的实践——从文献发掘整理的实践之中去获取感性、直观的经验，去获取观点、看法乃至文学史的认知”。[12]二是现有的个案研究、文献编纂实践虽然成绩显著，但发展并不平衡，很多工作尚未展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支撑我们对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进行建构。三是与理论、方法的探索相比，在文献史料学者的工作方式中，的确更青睐单一文献的开掘、具体问题的辨析及作家生平疑难的考证，而对后一方面工作缺乏兴趣。但如同其他任一专业领域，理论、方法与文献整理、研究实践之间息息相关，前者未能深入，必然影响、制约后者取得更大的进展，基于此种考虑，仍有学者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作出了一定探索，这主要集中于1980年代以来。80年代初，王瑶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13]以此为肇端，推进现代文学文献学各分支领域的工作，尤其理论、方法层面的探索，渐次得以展开。

在版本学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唐弢即已聚焦于新文学版本问题的书话写作，被叶圣陶称许为“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14]至80年代中期，朱金顺不仅系统地解释、说明了铅印本、影印本、拓本及线装、平装精装及毛边书，精印和普及本，原版书、翻版书、盗版书和伪装书，丛书和单行本，合订本和抽印本，通行本、袖珍本和签名本，禁书和绝版书等几乎全部现代文学文献的版本类型，更创造性地提出现代文学“新善本”的概念，并强调应从文献史料价值而非文物价值的角度予以界定，指出“重要新文学书籍的原本”、孤本、手稿本及1949年后问世的部分新印书籍，悉属“新善本”。[15]其后，姜德明在此基础上对“新善本”定义予以扩充和补充，认为作家题跋签名、亲笔校订之本，部分土纸本、革命烈士的作品，引发出版界命案和重大风波的书，从装帧艺术角度讲有价值的新文学书刊等，亦可归入“新善本”。[16]当然，这些观察仍不无商榷、探讨的空间。

至于目录学领域的理论、方法之探索，远不能与其编纂实践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我们目前只有对现代文学目录这一专科目录的类型学的讨论，如徐鹏绪、赵连昌“按目录著录的文献性质，将著录原创文献的现代文学著译目录视为原典文献目录；而将著录有关现代文学研究文献的目录，视为二次文献目录”。在这两大类目录之下，其又将现代文学著译目录分作作家目录、专题目录、期刊目录和报纸目录、馆藏目录，现代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则分作现代文学史著目录、现代文学专题研究目录和现代作家研究目录，而“现代作家研究目录”又可进一步分作诸作家研究汇编目录和作家个人研究目录。[17]但“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18]的当下，传统的目录之学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现代文学目录的编纂与研究也同样危机重重。

叶圣陶

在校勘学领域，除了继承陈垣等近人发明的校勘方法，学者们还结合版本研究，提出了“校读法”和“版本批评”的理论、方法，试图将其由文献学的理论、方法改造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解志熙指出，“按照通常的学术概念，校注、考释的工作属于文献学的范畴，而对文本的整体性解析和评价，则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但是，也有一些字词句的校注与考释关系到对文本之整体篇章的解读与评价，所以把文献学与文学批评的区分强调到互不往来的地步，也未必妥当。何况说到底，文学文本乃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结构，读者和批评家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固然需要创造性的想象与体会，却不能脱离文本的语言实际去望文生义、胡思乱想、穿凿附会，而必须有精读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应比较观听作家在文本的‘话里’和‘话外’之音，才可望对文本的意义以至作家的意图做出比较准确的体认和阐释。”故此，从文献学的“校注”中或可发展出批评性的“校读”这一“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19]金宏宇则在借鉴中国古文献学、版本学，参考西方的“新文本主义”“文本生成学”、叙事学、阐释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将版本研究运用于现代、当代重要作品与文献史料的文本批评，试图通过对一书的版本变迁的历史考察和不同版本文字异同的校勘，解释其不同版本之文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影响下不断变化的原因。但其核心理论、方法仍为校勘学，其所谓的“版本批评”乃是对校勘学的创造性转化，与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版本学研究相去甚远。最近，还有青年学者建议，在现代文学文献的校勘中，除了比勘文本之同异，还需要将其“与印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将传统校勘学与关注文本的物质形式及其生产过程的书籍史研究相结合，”从而“考察印刷书的生产和制作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现代作家对于印刷文化的参与乃至印刷书对于现代文学或文体观念的塑造”等问题，将校勘学的研究引入书籍史、出版史的畋域。[20]

在辑佚学领域，与古文献多从类书、总集、丛书、方志、墓志等处辑佚不同（如鲁迅辑录唐宋传奇，多原《太平广记》，兼及《说郛》《青琐高议》《顾氏文房小说》《文苑英华》等[21]），近现代文献辑佚仍以报刊为主。为此，谢泳提出有必要拓展范围、多方搜求的观点，不少学者在其辑佚实践中，也将范围从原先的文学类书、报、刊转入非文学类、地方性报刊及校园刊物、拍卖图录等来源，[22]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为文集、全集补遗（一般所谓的近现代文献“辑佚”）变得极为容易。然而，当此之时，我们也许有必要重温前人所谓不应为辑佚而辑佚、辑佚本学问成熟之后事的治学观念，不但应该重视对近现代文集、全集、资料集、通信、日记在内的“常见书”的研读，取得“常见书”与稀见史料的综合，[23]而且，应该看到“常见书”中就有不少“集外文”和“新资料”，值得利用、研究，甚而在辑佚之外，可探索数据库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更大的效用（对此本文第三节将予讨论）。

考证学、辨伪学的具体研究的成绩极为突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所有现代文学文献学分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两个部门，但就其理论与方法而言，若与清季及清末民初的考证学、西方语文学/古典学已达到的高度相比，仍无较大进步。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四重”证据法的提出、研究须结合“内证”与“外证”、注重“史料批判”并确立孤证不足凭之为检验证据的基本原则之一等等，都不能算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明、创造。也许唯一有价值的观念是，学者们通过诸多具体、专门的研究，得出了一个至今大致为学界认可但仍有点脆弱的“共识”，即无论是作家的“自我表述”（见之于文学作品、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料），还是其他的一手、二手资料，在未经充分批判、辨证之前，都不可视作完全可信的证据，而这一“共识”，严格说来，不过是中西文献学、史学研究的常识。

此外，在这些承自传统文献学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方法发展之外，举凡现代文学文献之编纂、文献的存藏与流传、文学史的编年之体及其与年表、年谱关系等与文献学紧密相关的诸多方面问题，也激发了学界讨论的热情。如在关于作家文集、全集、研究资料集编纂问题的讨论中，既有“对繁异体字更换、二简字处理、异形词更换、标点符号用法、数字用法、校勘成果处理形式、手迹释读、引文处理等具体问题”[24]的经验总结，亦不乏就理想的编纂原则、作业方法及其中预设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分疏、辨析。[25]在关于文学史的编年体的讨论中，既有如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时，提出旨在打破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结构，以“编年体的结构方式”“呈现文学本身的复杂、丰富、无序、模糊状态”的考量；[26]亦有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拒绝先在的理论预设，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予以结合，重思“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写作实践；[27]更有学者对某种“编年研究”（实为一文学史书目提要）的性质及学术贡献深表怀疑，批评其名实不副、作者鄙夷“简陋的‘史料长编’或按照时间编排的‘史料汇编’”而所为仍系“资料汇编”[28]等的评论。但包括编年史在内的一切史著之编纂，其体裁、体例并非只是简单的技术层面问题，[29]相反，“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30]不过，这些具体抑或抽象的讨论，是否可以被视作理论、方法之创获，或在何种范畴、程度上被视为创获，都是次一等的问题，它们的被提出，毋宁说明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对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成一不容小觑之支流，将鼓励后人循流而下，“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尽管如此，还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并非意味着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所有工作，都必须要有理论、方法论的自觉，从而陷入惟理论体系是尊、言必称“问题意识”“迷信研究方法”[31]的误区。因此举不仅悖离了文献研究“先在的实践属性”，也可能取消文献研究之为一专业领域的专业度。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倘若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其意义、价值注定就要大打折扣（我们只要想想80年代流行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控制论及21世纪初如走马灯般刮过的当代西方文论之风，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且，重要的是，任何一种理论、方法，皆有其局限性，在研究中一般需要配合使用，需要以掌握坚实证据、尊重文献原意、体贴前人心曲为前提，二者如不能配合，恐难得出真正有说服力、洞察力的结论。更何况任一新的理论、方法的提出，不仅对学者个体的要求极高，首先也必须建基于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其理论总结、概括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极高的创发性、前瞻性、逻辑性和思想深度，经得起广大同行无数次的模仿、检验、证实、证伪、试错及理论批判，直至被证明能够行之有效地指导研究实践，才能最终认定其成立，否则便与任人都有的感想、印象、呓语无异，与文学创作无异，但与学术研究无涉。 

3

正在开发的新领域、新议题

在前述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持续开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背景之下，21世纪以来，新的领域、议题也被相继开发出来。这些新的领域、议题，依主题、重心和处理方法的不同，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开始重视对档案资料、图像资料及其他此前较少注意及之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其二是有关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等的研究；其三是包括“数字文献学”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

在这三者当中，对档案资料、图像资料及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等其他较少注意及之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非是新的研究领域，主要与文学史研究如何扩充、利用文献史料这一材料搜集和处理方式有关，但这仍是比较传统的看法。在21世纪，自觉在文学史研究中利用此类文献史料，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些材料予以专门处理，开始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出生而今活跃于学术界的年轻学者的新的追求。不过，以图像资料运用于文学史研究为例，其首要前提乃是搜集，搜集已不易，要理解图像，无疑更有难度，“这从不少西方学者倾心于撰述‘怎样读懂一幅图’之类的论文即可看出”。“研究图像资料的取向，若要极其概括地叙述，似可约略分作三种：一是以图证史（文学史、文化史……历史），二是视觉文化研究，三是艺术史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以图证史’（这里的‘证’自非简单之‘证明’‘证实’，也包括重估、商榷、批评、补充等等）和视觉文化研究无疑是更为需要也可以学习、驾驭的取向。前一方面的典范性著作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杰出的文化史著及彼特·伯克的《图像证史》、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后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则有福柯对《宫娥图》的解读、罗兰·巴特对商业广告的批评及电影研究等等，皆可资借镜。”[32]而所有这些取向、视野当中的图像，围绕着各自的学术传统、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都产生了一系列核心议题，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否会带出新的议题，还有待学者省思、发展。

陈子善

在有关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等的研究方面，中外学者都做出了不同层次的努力。以手稿研究为例，虽然迟至21世纪才有理论、实践层面的双重考察，但中外学者的贡献同样引人注目。2005年，陈子善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的演讲，疾呼学界应重视手稿与签名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对手稿的定义和价值等问题作出了初步探讨。[33]在此前后，其对周氏弟兄、胡适、张爱玲等重要作家手稿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且较之前的研究（如朱正《鲁迅手稿管窥》）偏重于观察作家如何修改文章这一角度，显得更为多元。2006年，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现状》的演讲，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其所从事的“手稿研究”：“一是手稿研究与传统学科，如版本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的异同；二是手稿研究的概念和范围；三是手稿研究的重心在于重视构写的过程；四是手稿研究对单独文件的重视；五是手稿研究的最终关注，是在对单独文件与构写过程的关系中来重新描述历史的动态和写作的不稳定性。”[34]此后，王锡荣、赵献涛等人提出了建立中国手稿学的设想。[35]但在目前，对现代作家手稿的研究，仍集中于鲁迅研究领域，且研究成果多为对手稿发现和鉴定过程的报道、手稿所涉相关史实的重建，或是就其文献史料价值层面所作的讨论，亟待进一步深入；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只有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的“文本生成学”（génétique textuelle，或译“发生校勘学”），而较少参考中国古代手稿（包括写本、抄本、稿本等等）和其他国家、地区手稿的研究传统，但正如有学者所谈：“法国学者之现代手稿研究或文本生成学，究竟与校勘之学（指英美世界的textual criticism——引者注），中文传统之版本学目录之研究，前现代手稿之研究，是否有截然之分别，是历史与理论待解问题”，[36]更何况“文本生成学”也只是欧美手稿研究之一脉而已。

签名本、毛边本则是近现代印刷出版史、书籍史向版本学提出的新命题和新挑战。事实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签名本、毛边本的认识还比较简单，如形容签名本时，宣称“国外图书发行，有所谓限定版，即一书出版，精印若干，不再重印，限定了印数，以抬高印本的身价。外国出版文学书，有发行作者签名本的传统，售价极高，也是一种生意经。我国新文学出版界，也用过类似的方法，但没有出版过限定版”。[37]形容毛边本，则表示“当时的平装本书，一般都是三边切光的，只有一部分，是不切的，称为毛边书。比如北新、光华、大江、创造社等书店，多出毛边书，为新文学出版物的一个特色。毛边书是吸收了外来影响，也是新文学的特殊现象……毛边书的兴起，是随着新文学的勃兴而来的，它便成了新文学书的一个标帜”。[38]无论是对这两大新的文献类型的特点的揭示，还是相关的大量个案的研究，显然都还很不够，但到了21世纪，《签名本丛考》及即将出版的《签名本丛考续集》《毛边本丛考》等著作共同表明：不仅此二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学者且能对其历史源流、版本鉴定及相关领域问题皆有所考察：如其发现“1927、1928年间，中国新文学出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大量新文学创作以洋装毛边本的形式印制发行”，[39]这一问题的提出，对毛边本研究、现代文学史及出版史研究，可谓意义重大；其对叶圣陶《城中》初版本毛边本的研究结论则是，此书“是符合鲁迅标准的书顶书口毛书根光的毛边本”，“是开明书店印制的第一批新文学毛边本之一”，“大概也是叶圣陶新文学创作的第一种毛边本”，[40]既将这一毛边本的文献史料价值、文物价值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同时也启发同类型研究，不妨从书籍史、出版史、作家生平创作史等多元、不同的视角予以审察，以见出书籍、文献史料背后的历史，开发“材料”之中的“议题”。

但关于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的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将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从抽象的文献、文本，转入手稿、纸质书等文物、实物的研究。如下文即将分析的那样，这一实物研究的倾向，在“博古学者”（antiquarian）的努力下一直都有发展，但文献学的研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强调以实物文献为主这一原则。[41]这不仅是指，在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版本时，要从实物（而非书影、书刊照片、扫描件）出发，根据实物进行分析、研究；还意味着，对于从事目录、考证、辨伪之学乃至手稿研究等等，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从实物出发，否则很难深入。例如，有学者对鲁迅名著《呐喊》第十三版、《彷徨》第八版的研究，即从二书所见特殊的版权凭证（一般所知只有鲁迅名章蓝印，此二书还套有书名首字红印）出发，从提出并解释这一不同寻常的版权凭证、何以在此时此书出现，作为研究的开始，不仅详予探求了二书版本的特色，也为我们揭示了此二版本的问世背后，鲁迅编纂出版自家著作的惯例及其变化、鲁迅与北新书局版权纠纷案的另面、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及其回响、鲁迅林语堂关系破裂背后的人事和偶然性因素等问题。不待言，这一研究既是版本学、文献学的研究，同时也是文学史研究的精彩个案。[42]但这一切，如非研究者搜集原书、实物，从实物出发，是万难产生的。推而广之，手稿、报章杂志和书籍的影印件和电子版，固然有其便利、优长之处，但对于实物文献学的研究，时常仍嫌不敷使用，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者时常依赖于数据库作研究的时代尤须注意及之；最后，在书、报、刊之外，“像作家的藏书、生活用品之类的实物”[43]及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物如现代作家的徽章、会员证、纪念册、书写工具、稿纸，乃至其遗迹、图像、音视频资料等等，虽然绝大多数迄未有学者专门研究，但在此一学术观念不断转型、落实之后，未来的发展态势，似可大胆预期。

鲁迅手稿

最近“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若干新的议题。“数字人文”研究由“量化史学”、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发展而来，建基于目前已有的各种近现代文史数据库这一基础设施之上。其旨在向学者提出“超越检索”、以数字方法切入研究的新的意图和思路，因此也被论者视作新的“学术革命”发动的契机，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据笔者粗浅的观察，在其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结合的过程中，亦可发现不少用武之地，这主要包括“数字文献学”和“数字现代文学”研究两大方面，具体而言：

第一，针对数字文献本身的研究，或可称之为“数字文献学”。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下述问题：与传统文献相比，现代文献本身有何特点？给文献学、文学研究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被数字化之后的文献本身有何特点？如果我们的今天研究已经无法脱离数据库，则又该如何看待数据库、利用数据库？学者与数据库的关系是什么？线上的所作所为与线下的学术活动有何关系等等……

第二，以对数字文献、数据库本身的文献学、信息科学的探讨为基础，或不从事这方面的专门工作（但仍须有这方面的自觉），而是致力于利用数据库展开现代文学研究，就其文本和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提出新的议题和分析形式（forms of analysis）、论证模式（models of argument），对旧问题作出新的、量化的分析和研究结论等等，直至促生新的研究范式或“数字现代文学”这一新的领域，也同样是我们需要探索的方向。[44]

其中第二个方向的探索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仔细说来，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互联网，至少在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研究，包括：1.从事包括现代文学版本、图像史料在内的诸多文献史料的具体研究。有一种看法认为，“数字人文”将会埋葬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考据等学问，但这种看法可能过于天真了。以校勘学为例，现有的在线典籍校勘系统尚处于摸索阶段，且并未纳入海量的近现代文学文献，任一较完备的文本尚无由生成，何谈其他？但这并非是说传统的校勘学不需要作出改变，相反，如面对“多数数据库采用的是未经整理的文献底本”这一现状，如果站在为其他数据库用户着想、尽量节省其劳动并帮助其尽快辨识版本异同的立场上，被传统的校勘规范不予重视的“底本以外的版本讹误”显然也需要被呈现、处理。[45]2.作家生平传记的大规模研究；3.文学社团、思潮、流派的谱系研究；4.以“关键词”为主的文学思想史、观念史的研究；5.文学文本的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语言学的计量研究和情感分析等；6.研究数据可视化及其分析（如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结合）；7.同样以量化研究为取向，以现代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语言的比较与综合研究等。[46]凡此种种，既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也已有中外学者开始致力于相关研究，值得期待。 

4

空间、制度与代际：

影响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要因素

 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所达到的成就及其问题、可能的发展方向已如上简述，但如何评价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况，其成败得失又该由谁负责等问题，同样也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我们关注、思考。事实上，无论是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持续开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讨，还是新领域、新议题的相继被开发出来，它们首先都是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内在理路”催生的结果，但在同时，也是学者们对自身的学科、专业定位及其展开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困难、疑惑、焦虑，以学术的方式所作出的共同的回应。这种种困难、困惑、焦虑的感觉，清楚不过地体现在几代学者连续呼吁建构一个独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有关论述当中。

1985年，马良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将“现代文学史料学”予以学科化的倡议。此文首先区分了文学史学和文学史料学的不同研究任务，进而就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予以解释，最后也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作者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类型学观察，和以此为基准展开相关工作的设想。依文献史料类型的不同，其将工作范围划分为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佚文的搜集、书刊的影印和复制等）、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考辨性史料等七大类。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观察仍显粗疏，且偏重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亦未涉及一个专门领域建立时需要确立的理论、方法、作业规范、程序等前提问题之讨论，但作为拓荒性的工作，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仍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不久问世的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也审慎地接纳了这一提议，但有所修正。不过，马良春、樊骏等人的洞见，不仅在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就是在90年代也被暂时搁置，此时如火如荼的“重写文学史”热避之不谈文献史料，致使有关的文学史书写不免硬伤累累。[47]直至2004年，刘增杰发表了《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表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治学观念、研究取向再一次发生变化。四年后，谢泳又发表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使设想变得更为具体。此外，也有青年学者“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提出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看法。[48]凡此种种，既是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内在理路”所致，但在同时，也象征着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对自己充满浓厚兴趣的文献史料工作不断寻求意义、如何向同行及更为广大的学术共同体说明工作意义何在的不懈努力。

为什么文献学者需要不断寻求意义，并向同行作出解释、说明？这固然是任何学术工作需要的，但的确在这一领域更为突出。因为，就在马良春、樊骏等人试图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学科、力图“完成自身系统工作的建设”未久的20世纪90年代初，孙玉石就发表了与此迥然相侔的看法：“现代文学史料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辨伪与考订，不仅在于完成自身系统工程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没有完整史料建设基础的理论是残缺不全的理论。同样，没有理论升华的史料建设也是没有完成的史料学。史料学应该尽到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责任”。[49]从表面上看，此一看法是论者在向文献史料工作提出注重理论提升的要求，但在事实上，却也显露出文学史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当时流行的术语是“资料工作”）持以不敢信任、认同的态度。在文学史家看来，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是需要为文学史研究服务的，过于强调其独立的学科性、专业度，而不能与理论对话、与文学史研究对话，其价值或恐微不足道。这也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看法，但正如刘福春所论：

有些人常常说，我们这些做文献的就是为研究服务的。我觉得不对。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文献研究也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献工作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工作规范、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已经能够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献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但对于文献工作却并不尽然。如果将文献工作与研究工作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的话，文献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献工作的目的，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学科独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证，才能使现当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评价和健康的发展。古典文学文献学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学研究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同样也可以独立存在。[50]

就此而言，刘福春的论述代表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我们所发掘、整理、校读、研究的对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献”。二者的分野其实非常明显：对于“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于史学，只是史学研究的资料，而对于“文献”来说，自有其多方面的参考价值，非只史学（包括文学史学）一端，易言之，“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现代文学也首先需要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们的史料学。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就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51]由此出发，在众多先驱者所开辟的道路上，“现代文学史料学”“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及“现代文学资料学”等理论构图，开始不得不转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新境，但回顾来时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动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了这一领域数十年来的发展。这些影响因素，在此主要指的是学术与高等教育在空间上的差异，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及文献资料利用制度的不良，学者代际的转换等。

如所周知，自1949年至今，虽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程中，一度皆有专人开设“新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也培养了一些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专门人才，但与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教育的整体格局及人力资源相比，仍如杯水车薪。这首先是由于开设这些课程的高校，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优质学术、教育资源聚集地和文化中心地带，未能辐射至全国各地，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次，即便是在这些高校内部，无论是课程建设，还是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只限于任课教师个人的努力，而未能获得制度的支持；其所用于教学、研究的文献史料，多为任课教师个人收藏，极小一部分才来自学校和当地的图书馆，远远谈不上系统、深广；其间进行的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师门内部的传承、一种“默会之识”（tacit knowledge）的习得，而非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业训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就连授课教材基本上也是由任课教师自编自印，直至1986年朱金顺以课程讲稿为基础、修改完成的《新文学资料引论》[52]作为该领域首部教材问世，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这些课程的影响，只能及至于选课学生、任课教师所指导的少数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新文学资料引论》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努力消除空间差异，试图寻求制度支持，缔结学术共同体，从而相互支援，共享专业资讯、资源及学术研究的信念。这表现在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等学术团体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新文学史料》（创刊时为辑刊，后改为期刊）《中华文学史料》（辑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辑刊）等刊物的创办，都见证了这一努力的过程，但这一努力是否奏效？我们仅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华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刊物相继停办，最后只剩下《新文学史料》这一发表现代、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及其研究的专业刊物即可一窥全豹。然而，学者们尝试将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学科化、制度化的种种努力，并未因此而中辍。新世纪以来，一系列以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为主题的专业会议的召开，乃至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这一学术团体的成立，不仅使得全国范围内该领域学者走向联合、达成共识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现代文学史料学”向“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全面转型。2003年12月20-21日清华大学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学举办“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在河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2009年11月1-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2016年4月8-10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理工大学开幕。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专业刊物也开始接受文献工作成果。现代文学文献学似乎正在迎来它自己发展最好的时候。

但我们不必高估学科化、制度化的倡议以及过度渲染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重要。这是由于不良的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和文献资料获取、利用制度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其发展历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20世纪80年代专业期刊的逐渐增加旋即凋零，变为以报纸副刊、书讯类报纸、非学术刊物为主，再到如今为专业期刊和报纸部分接纳，70年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成果和研究论文的发表条件，可谓一波三折，当然，这也与相应的学术评价密切相关。正如前引不止一位文献学者在呼吁建议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其在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积极、公正的评价，直至今天，“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困难重重，工作辛苦、时间长、见效慢，而出版的成果学术评价不高”[53]仍使同道中人耿耿于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迄今为止，在“王瑶学术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奖”等专业奖项中，几乎看不到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论文，更无论文献整理成果。

毋庸置疑，这一有欠积极、公正的学术生产、评价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重要因素，乃是不同世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何谓现代文学、何谓现代文学史、何谓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如何做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和研究、如何评价这一工作等问题理解有异导致的。尽管“世代”（generation）这个社会学的概念“在使用时要相当谨慎”，[54]但正如史学界正在发生的“世代交替”现象所示，不仅21世纪年轻一代的文献学者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前辈学人“迥然不同的样貌”，[55]就是在此前几代学者内部，不同世代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研究的取向、学术工作方式及其意义的理解有异，也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者的研究、写作取向，影响了其在相应阶段的学术生产、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角色。举例来说，当阿英、唐弢等人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时，极为热衷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而朱金顺、姜德明、刘增杰、陈子善、商金林、刘福春、解志熙等人的观念、实践则较为多元，但因他们与现代文学家多所接触，进退取舍之间，仍不无感情倾向，但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更为年轻的世代进入这一领域时，现代文学及其文献史料已成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我们所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历代前修所理解的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影响的焦虑”，还有来自古文献学、西方语文学/古典学、“数字人文”等等不同学术传统、领域的学者的影响和挑战。

图书馆及其他文献庋藏机构的书刊利用制度的不够友善，致使研究者获得并利用原始文献资料极其不易，也是限制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此，周谷城曾指出：“造成民国时代学术文化的断层，原因之一是民国图书的馆藏量少和流通不善，书籍难与广大读者见面，严重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学术成就直接服务于现代化事业。当前，民国图书成了学术文化界迫切需要而又难寻的书籍。全国只有少数大城市和几所主要大学藏书较多，但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而且纸张变质，有的字迹模糊不可卒读。十年动乱，人为损坏更严重。因损失较多，有些书籍已成为孤本。在流通中，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而不能对外开放。同时，由于古籍的影印本与文献复制本的出现，竟形成了民国图书比明清古本甚至宋元古本更难看到的奇特现象。”[56]既然专业学者长期以来都难以接触、阅读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而不得不借助于建立个人收藏，或是寻求建立与收藏家、书商的私人的文献史料交换网络，才能从事相关工作，其他对此怀有浓厚兴趣却缺乏一定条件、能力的同行，若欲顺利迈入这一行列，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直至21世纪以来，随着图书馆等文化馆所服务意识的提高、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的迅速发展、旧书刊售卖和拍卖网站的开放运作，才逐步消除了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使我们更多、更充分、更多元的文献研究成为可能。但在另一方面，恰以文献利用制度的不良，激发了学院内外的学者，投身于广泛搜集实物史料、建立个人收藏、辨别史料真伪、注释和考订文本等工作。阿英、唐弢、瞿光熙、丁景唐、魏绍昌、朱金顺、姜德明、包子衍、陈梦熊、倪墨炎、徐重庆、胡从经、陈子善、龚明德、谢泳等几代学院内外的文献学者，莫不如此。他们的工作状态，颇有几分近似于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在欧洲近代史学出现之前十分活跃的“博古学者”，“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57]但也因此，这一领域较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史学等其他领域，对来自大学、社会科学院系统之外的学者更少排斥和敌意，后者当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与职业学者不相上下的出色成就。

然而，就其总体而言，由于上述所论诸影响因素的存在，1949年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虽已有不少成绩、可圈可点，但问题仍很突出。例如，樊骏当年提出：“从史料工作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修养，到应该如何进行史料工作，再到如何检验工作成果，它应该达到何等水平等，都缺少具体明确的要求和标准”，[58]可谓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然而直至今日其仍未被充分讨论，只在辑佚学等分支领域稍有论及。[59]诸如此类，理应构成21世纪这一领域研究的起点。

5

走向未来：

文学、文献学与史学的辨证

 自笔者于三年前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至今，[60]当代文学研究界亦出现了所谓的“史料学转向”之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亦有学者检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等问题。在这一讨论中，其强调了“史学化”研究趋势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可能造成的另一种压抑、弱化，重新提倡“文学史”研究不应过分重视“史”而轻忽其之为“文”的面向。[61]此后，尽管也有学者从正面提出了在现代文学领域采取“史学化研究”路向的必要性，并提出重视朴学方法，以求得戴震所谓的“十分之见”（而非“成见”“偏见”或“不见”），[62]显示出文献史料学者不畏时议、坚持己见的姿态，但也有年轻学者就此类现象发表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些年在佚文搜集、版本考证、史料挖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进步，为后世研究者的工作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不过，如果仔细想一下，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年出现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格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细化而已。因此，学界对现代作家生命中的隐秘之处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作品发表时的环境有了更加全面的考察，那些早已被作家本人遗忘的佚文也纷纷进入我们的视野，然而，所有这一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80年代以来研究界对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是首先划分出各自的研究领域，然后分头进行深耕细作式的钻研，根本没有余暇看看旁边的“风景”，更不要说去重新思考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63]

这一论述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判断，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界仍未有大的创新，大致上仍延续80年代的研究格局（在作者看来，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是唯一的例外），二是近四十年来文献史料、文学史研究者们“深耕细作式的钻研”并未带来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的改变。但对这两个判断的理解，其实都关系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理解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应该说，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碎片化”的批判，这一问题，也似乎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批判的原因无外乎是说“碎片化”不能导向“整体图景”的重新描绘，亦即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在事实上，这一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文献史料研究）还不够“碎片化”，诸如一些重要作家生平（如穆时英是否“附逆”、何以“附逆”）之类的基本史实迄今未能解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如周氏弟兄如何失和）常因关键性文献的缺乏而徘徊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窘境不能向前，对一些重要作品的批评（如丁玲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以不顾及版本学、校勘学研究而无法使之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不单单是由于我们可以援用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修辞，得出“整体化研究如果不以碎片化研究为基础很难站住脚，碎片化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化视野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之类折衷、调和的看法，而恰恰是说，无论是史学界所谓的“全史”“通史”或“整体史”，还是文学理论界所谓的“总体性”“整体化”视野的重建，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提出这些设想虽然都有其必要性、现实关怀，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种设想，既有其洞见、贡献，也是一种“迷思”、一种“想象”、一种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诱惑（对于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还有什么以毕生之力书写一部现代文学史更具诱惑），而且，在更大的思想视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也不过是一个个“碎片”甚且“碎片”的“碎片”，[64]但“碎片”并不必然导向“碎片化”，正如有宏观、整体之眼光并不必然带来对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解释。其实，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对“碎片化”与“整体化”问题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西方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和辩论，[65]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是否选择微观（史）研究的取向，既与学术潮流、学者个性纠缠在一起，也因为许多批判“碎片化”的学者未有专精之研究，不免使其批判陈义过高，难以以理服人。

王德威

至于论者热衷于制造“碎片化”与“整体化”的虚假对立，正如制造文献史料研究与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的虚假对立一样，乃是对文献史料研究的性质及其与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关系缺乏较深入之认识所致。以至今尚未“古典化”“历史化”的当代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例，洪子诚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即已声明，“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因为，“‘史实’与‘史识’是相关的。文学史料工作不是‘纯’技术性的。史料工作与文学史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摆在那里的，需要发现，赋予意义，给予‘编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长、变化或消亡的。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待搜集整理的材料，一是搜集整理者，另一是整理者与材料建立的关系。尽管史料工作有基本的要求和‘作业规范’，但是这个关系是独特的，难以通约化。如果对文学历史的状况和问题晦暗不明，欠缺相应的历史观和艺术判断力，将如何理解材料的价值，如何将它们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上？”[66]

但如此立论，并非是想要弱化文献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思想视野及其与文学、史学研究的对话关系。恰恰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文献史料研究的专业度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要从小的、具体的细部研究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的观察是有难度的。正如汉学家德沃斯金所言：“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已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历史学的灵魂不是按年罗列事实，而是解释。”[67]无论是开掘文献、校勘文本，抑或是钩沉考证、重建史实，无一都需要提出新的解释，而不只是对事实本身的尽可能的还原或无限接近。支撑我们从事文献研究的基本观念是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但对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自尼采、福柯、波普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至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等人，都有诸多精彩论述，显然，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不可能亦不必推崇至极端境地。不过，“求真”“求实”仍为人类认识自我、世界的主要目的、冲动，因此，后现代主义并未摧毁实证研究，相反，实证研究所以长盛不衰，乃是从后者那里汲取了不少新的灵感和思想，从而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不足，一面用心开拓胡适所谓“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的“高远的想像”[68]（对于布罗代尔而言，与“努力工作”或“语言能力”之类素养相较，“想象力”才是历史学家更为核心的特质），训练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使研究与事实相合、与逻辑无违。在此二方面认识配合之下，学者们实虚相济、文史兼修、图文互证，并辅之以新的研究工具、资源，或可使其专门研究及所作结论、相关认识，既不会像传统的学者那样天真地以为真理、事实、真相在握，也不会轻易地走向妄说、臆测之境地，而失去应有的分寸感，使“科学性”“客观性”及韦伯所谓的在学术研究中尽量悬置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的追求，成为一纸空言。

洪子诚

我们也有必要确立这样的“常识”：文学研究并非中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化外之地”，也并无超越其他任何专业领域的“治外法权”。我们已经听闻许许多多的文学研究者（特别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强调（因此，文献学、史学研究的规范，社会科学研究的行规，似无必要注意）、对引进西方当代流行诸种文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的强调（向中国、西方的古典学术传统和常规学术研究虚心学习，从中汲取自己发展、革新的动力，似就不必重视），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却一例充满了偏见和成见。尽管对现代文学研究“碎片化”的担忧本身并非偏见、成见，但也与此密切相关，或可谓是这些偏见和成见刺激、延伸而出的一个必然的观点。不过，正如上文所论，基于文献史料的文学研究者，固然有必要在其研究中重视对“整体图景”的理解，从而使文献整理与研究在获得具体、细部的认识的同时，推动、帮助我们形成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亦须使这一工作享有其应有的尊严和荣誉的同时，不断保持与传统、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对话关系，是内蕴于文献整理、研究本身的，并非我们强加、强行赋予或“过度诠释”得来。与那些担心文献研究无关现实、无法回应现实关怀的学者的看法相反，余英时从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就得出过完全不同的判断：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在内）本身，即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69]学风如何影响世风、政风之变，正可由此想见。

总之，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研究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既与未能充分吸收、转化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有关，也与其间的文献学、史学取向发展尚处于原始阶段相关（恰非是论者所谓的“过犹不及”）。因为，若是文献学取向已有长足之进展，我们应该就不会只有一部《鲁迅全集》可以信赖，其余则聊胜于无；若是史学取向能有出色之发挥，我们的研究能与专业历史学者的成果比肩，则文献史料是否需要开掘、其与研究之关系何在等问题，似亦不必在此饶舌。历史学者早已指出，“史料无论新旧，关键是要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否则无论前人用什么材料，讨论什么问题，甚至就是一篇小说，都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话提前说了”。[70]进一步来说，“‘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71]

因此，无论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还是令其他学者担忧的“史学化”研究趋势，所折射出的恰是当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与文学史研究共通的焦虑、困难与盲点，以及其尝试提出的因应之道：在文学、文献学与史学之间，如何辨证、折冲、协商、妥协，互相支援、互为其用，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既获得历史化、古典化的品质（“文学史”的“史”），亦不失其当代性和文学性（“文学史”的“文学”）。当然，面对种种一时难以定谳的争论，文献学者既不必妄自菲薄、自觉低人一等，亦不必因此妄自尊大，以为斯文在兹、学问在兹，相反，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努力、广泛地吸收新知的同时，作出诸多切切实实的研究，以使自己的工作成果，成为此后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和有效的学术积累，恰是应该追求的境界。但这仍只是最低层次的追求，我们更高远的目标是，让既有的宏大叙述、历史书写及文献编纂“实践中一贯的简化、区隔、压抑、排斥策略以及选择性、习惯性遗忘等”[72]得以再度彰显，从而尽可能还原一个复杂、多元、歧义共生、众声喧哗的文学/历史图景，而这将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与现代社会、制度、文教、道德伦理之关系的同时，亦可使我们自身不断成为更加开放、包容并具有充分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的现代自我。这不仅是现代文学文献学之于全部人类学术工作的贡献，也是其之于当代人、当代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本文原刊于

《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社会版）》2019年第9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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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若英（阿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页。

[2]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辑。

[3]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辑。

[4]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唐弢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页。

[5]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6] 刘增人、陈子善教授谈话记录，2019年6月5日。另，据此谈话记录，可知朱子南《瞿光熙藏书的下落》（《世纪》2014年第6期）有关记述有误。

[7]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8] 陈子善：《十五年来史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994年5月2日-6日。

[9] 陈子善：《为“张学”添砖加瓦》，《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

[10] 关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理、运用图像资料的初步探讨，参见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1月13日。

[11] 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个初步观察，参阅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12] 易彬：《“钩沉集腋，功在文苑”——陈子善老师学术工作评述》，《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

[13]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14] 叶圣陶说：“古书讲究版本，你（指唐弢——引者注）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转引自朱金顺：《新文学版本的学术和文物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5]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7页。

[16] 姜德明：《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6页。

[17] 徐鹏绪、赵连昌：《中国现代文学目录类型论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赵连昌：《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类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类型研究之一》，青岛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8]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19]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氏著：《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20] 张丽华：《通向文化史的现代文本文献学——以鲁迅随感录〈新青年〉刊本与北新书局〈热风〉本的校读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1] 顾农：《鲁迅怎样编校〈唐宋传奇集〉》，《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

[22] 参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刘涛：《绪论——民国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凌孟华：《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发掘脞论——以〈国讯〉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5 年第4 期；汤志辉：《民国时期的中学校刊及其文学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易彬：《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若干问题——以新见穆旦集外文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23] 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上海鲁迅研究》第82辑（2019年1月）。

[24] 廖久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谈》，《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5期。

[25] 王贺：《从“研究资料集”到“专题数据库”》，《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集体署名”与全集编纂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6] 钱理群：《有缺憾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27] 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何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8] 杨洪承：《“新编年体”在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徘徊——评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

[29] 陈其泰：《历史编纂：中国史学优于西方史学》，《人民日报》2015年3月30日。

[3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1] 付祥喜：《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氏著：《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5页。

[32] 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33] 陈子善：《手稿的定义和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季桂保编：《思想的声音——文汇每周讲演精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34] 张重岗：《冯铁：中国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4日。

[35] 桥畔：《“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季号；赵献涛：《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手稿学”》，《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季号；王锡荣：《手稿学在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10月26日。

[36] 易鹏：《“花心动”：周梦蝶〈赋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编：《观照与低徊：周梦蝶手稿、创作、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版，第271页。

[37]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38]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39] 陈子善：《“希望不要买毛边书”》，《文汇报》2019年6月16日。

[40] 陈子善：《叶圣陶的〈城中〉》，《文汇报》2019年6月18日。

[41] 朱金顺：《讲究版本要靠实物，初版时间要凭初版本版权页——序〈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陈子善在其文献编纂、研究及“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讲授中，一直践行并强调从实物出发这一作业原则。

[42] 陈子善：《〈呐喊〉〈彷徨〉版本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2019年6月27日演讲。又，此文演讲稿即将发表；作者对《呐喊》版本的前期研究，亦可参《〈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43] 胡博：《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的守护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册，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页。

[44] 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5] 王瑞来：《既是方法的阐述，也是发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论〉导言》，《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

[46] 详参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7] 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初版），针对该书的文献使用错误、匮乏及“过度阐释”等问题的讨论，近十余年来，层出不穷，参见徐润润、徐楠：《“多义性的诠释”不是脱离文本的随意阐释——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唐德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2期；付祥喜：《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李明军、拉珊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诸问题商榷》，《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6期。

[48] 袁洪权：《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6卷第4期（2004年12月）。

[49] 孙玉石：《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中华文学史料》第1辑。

[50]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51]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52] 《新文学史料学研究之回顾》，《朱金顺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

[53]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54] 罗·埃斯卡皮：《文艺社会学》，罗美婷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55] 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56] 周谷城：《民国图书资料的学术文化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57] 转引自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8]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辑。

[59] 参见潘树广、涂小伟、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3-1307页；王贺：《〈西北文艺〉所载夏羊佚诗、佚文与遗札——兼论现代文学文献的散佚及价值》，《北方论丛》2018年第4期。

[60] 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61]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62] 金宏宇：《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

[63] 李松睿：《整体研究图景与单一化的历史想象——谈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述》，《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64]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5] 王晴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6] 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67] 转引自杨天宏：《“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3期。

[6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709页。

[69] 《余英时访谈录》，http://mooc.chaoxing.com/course/509018.html.

[70] 《明清时期的四川到底是怎样的——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书序》，赵世瑜：《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7页。

[71]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72] 孙民乐：《“不屈不挠的博学”——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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